1936年春天举行的有名的红军东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为推动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他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为着坚决而有力的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区”。
很显然，党中央之所以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向”确定地放在山西，这是和山西的政治军事的战略地位及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山西位于黄河中游，东邻河北，北接察绥，南抵河南，西壤陕西，屏障着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全省地处高原，多为由区，素有“里山外山，表里山河”之称，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
同时，山西资源比较充裕，交通亦为便利，全省人口一千二百万，盛产小米、小麦，而且煤、铁、硫磺等矿藏丰富，又有相当的开发。同蒲铁路贯通晋境南北，正太铁路与平汉铁路相接。军队给养问题，兵员补充问题，款项筹集问题等，均易解决，实为一块比较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在谈到红军东征时，曾专门将山西和陕北的情形作了比较。他指出:
“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四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打仗；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这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
这些，对于当时的发展和总的局势都不利。东渡黄河开展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东南发展比较理想。东征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
聂荣臻也指出: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
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向东就是河北省。河北阜平一带有过暴动，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一点工作基础吧，何况平津一带又不断掀起学生抗日爱因高潮，我们向东去是可以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
这样，山西就成为我党发展红军、扩大苏区的首要目标，成为我党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的战略支点。然而，要“打通抗日路线”，把山西变成“苏区”，进一步推动华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使我党赢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首先必须解决山西统治当局的问题，解决阎锡山的问题。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任务，就这样尖锐而迫切地提到了党的面前。
阎锡山，是统治山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土皇帝”，一向以仇视共产党和老奸巨滑著,称具有丰富的反革命经验。而且,在他的手下麇集着一大批政治的和军事的反革命骨干，拥有七个师约八万人的武装部队。可是，问题还远远不在这里更为严重的是，这时候的阁锡山仍然顽固地站在抗日救国运动的对立面，继续坚持推行他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
他针对陕甘苏区和红军日益威震的形势，把“限共”与“反共”的恶浪推向高峰：一面派兵入陕，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合力“围剿”红军;一面又利用黄河天险，从北起河曲、南到永济的长达一千余里的黄河东岸沿线，构筑连绵不断的高碉暗堡，组建各种各样的“防共团队”，用以堵截红军东渡抗日。对于阎锡山的这种煞费苦心而逆时代潮流的罪恶行径。
周士弟在《东征回忆》一文中作淋漓尽致的揭露。他说:
“盘据山西的阎锡山，不仅不抗日，而且早已与日寇订有密约，出卖山西、绥远，执行日寇“共同防共政策。他将山西沿黄河二十余县划为防共区，向人民普遍进行欺骗、反动的反共宣传，并且在黄河东岸千里构筑碉堡地带。碉堡地带的前沿是每一里一个碉堡，纵深碉堡与前沿碉堡火力能够联系。重要地点构筑碉堡群。碉堡都住满军队，还经常举行假设的“红军渡河’演习。为了防备红军偷渡，河岸、河滩夜间都有巡查哨，哨与哨连接千里。对黄河西岸的村庄、道路、山头、河岸，他们都测量了距离，做好了夜间射击准备，以大炮、重机关枪、轻机关枪控制着。如此设防，再加上黄河天险，阎锡山曾得意地自夸：河防是铜墙铁壁，红军飞也飞不过来。蒋介石对山西黄河防务也表示满意。”
事实充分表明，阎锡山是我党“打通抗日路线”和“扩大苏区”的最直接的严重障碍。但是，不管阎锡山这只“拦路虎”多么凶恶，如何猖狂，终久阻挡不住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当然，从我党的主观愿望来说，大敌当前，还是要尽力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以求得问题之妥善解决。为此，党中央于1935年冬曾再一次向阎锡山重申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要求他能够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但阎锡山回答我们的不是团结一致、共赴困难，而是加紧构筑碉堡工事，训练“防共团队”。
历史告诉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要单纯运用政治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把政治的和军事的两手斗争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采取先武后文的方式与步骤，才是解问题的根本出路。历史证明毛主席东征山西是一步非常高明之棋。